刘恕为人廉洁刚直，是是非非，未尝以语假人，很有其父的遗风。他曾当过巨鹿主簿和和川县令，史书说他“严簿书，束胥吏，抚鳏寡，绳豪猾，纤细曲直，可为后世法”。因此，一时能吏都自以为不如。在政治上，虽然他坚决反对王安石变法，但他并不像某些人那样，当面表示赞成，背后进行诋毁，口是心非。他总是“面指其事，是曰是，非曰非”，“议其得失无所隐”。对质朴厚道者，他会亲之如兄弟；而对那些奸佞谄谀之徒则疾之如仇(雠)。他家非常贫困，可他为官清正，一毫也不妄取于人，与“不持一石砚”的包拯同以廉吏著称。有次他从洛阳南归，时令已届初冬，可还没有有御寒的衣物。临行之时，司马光送给他几套衣袜和一床旧的豹皮褥子，他再三辞谢，但司马光执意要送，只好勉强收下，可他下次到颍州时，将司马光所赠全数奉还。司马光是他的最知己者，送点衣物都不肯接受，可见其廉洁之甚了。
他的自我批评精神是极佳了。他曾著书自讼，称自己平生有“二十失”“十八蔽”，“自攻其短，不舍秋毫”。他这种坦荡的胸怀，令人肃然起敬。
刘恕不仅廉洁奉公，勤于政事，而且博览群书，深明史法。当时史书非科举所急，学者多不读。独刘恕能笃好史学，并对上下几千年间的史事，不论巨细，了如指掌。请看当时人张耒的概括：“其学自书契以来，于今国家治乱、君臣世()，广至于郡国山河之名物，详至于岁月日时之先后，问焉必知，考焉必信，疑焉必决。其言滔滔汩汩，如道其里闾室堂事。”这样博闻强识的人才汉色是难得的。难怪司马光对刘恕这个比自己小十三岁的晚辈推崇备至，他曾对英宗说：“馆阁文学之士诚多，至于专精史学，臣得而知者，惟刘恕耳。”在《资治通鉴》的编修过程中，刘恕也最受倚重。司马光遇到纷杂难治的史实，多由刘恕处理。比如五代十国这段历史，“群雄竞逐，九土分裂，传记讹谬，简编缺落，岁月交互，事迹差舛”。司马光认为“非恕精博，他人莫能整治”，因此五代的编写任务就交给了他。至于编书的通部义例、编次安排、编修断限等问题，司马光都和他进行过专门的讨论。“实系全局副手”。所以，同修刘()等人都共推刘恕为先，认为刘恕”功力最多。”
的确，刘恕把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哈史学，献给了《资治通鉴》。熙宁三年(1070年)冬，司马光出守京兆，第二年改判西京留司御史台，一直退居洛阳，仍以书局自随。已告归南康的刘恕遥隶局中。为了与司马光面商修书事宜，于熙宁九年(1076年)不远千里，风尘仆仆前往洛阳。在南归途中，刘恕不幸遭母丧，悲痛欲绝，兼之一路风寒，不久就得了风挛疾，右手足偏瘫。可病魔并不能夺去他著作史书的坚强意志。虽卧病在床，仍然“苦学如故，少闲，辄修书，病亟乃止。”除负责所编的《通鉴》长编未完稿外，原计划撰写的《通鉴后记》也没完成，便赍志而殁了。对于他的死，司马光感到非常痛惜，在为刘恕《通鉴外纪》定的序中，他叹道“嗟乎！以道原之耿介，其不容于人、龃龉以没固宜，天何为复病而夭之耶？此益使痛惋惝恍而不能忘者也。” 刘恕还非常好学爱书。他自己虽藏书不少，“百楹书万卷”，但犹嫌不足，往往求书不远数百里，亲自去抄、读。亳州(今安徽亳县)知州宋次道家有不少藏书，刘恕便亲自绕道到亳州借阅。宋次道每天设馔款待，以尽主人之谊，他却辞谢说：“此非吾所为而来也，殊废吾事。”是把自己关在藏书阁里，“昼夜口诵手抄，留旬日，尽其书而去，目为之翳。”平时在家读书也总是废寝忘食。“家人呼之食，到羹冷而不顾；夜则卧思古今，或不寐达旦。“到病情恶化的时候，还在借别人的书来参校自己所著之书的是非得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