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人骅(1909-1986)，字骏丞，高安市荷岭镇江北单村人。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著名伞形植物学家。
单人骅年幼时，父辈兄弟分家，其父在高安城内与人合伙经营一家油盐杂货铺，因时局动荡，不久就散伙关门，回村开一小杂货店，勉强维持生计。
单人骅8岁进单家村妙香斋私塾读书，14岁考入南昌私立心远中学。受爱国主义思想影响，多次参加抵制英货示威游行。1926年夏，北伐军攻下南昌，又与进步学生走上街头，参加打倒军阀、欢迎北伐军活动。不久，军阀孙传芳部反攻南昌，学校被迫停学，他回到家温习功课。此时，父亲给他定亲，并提出无力供他继续读书，要他弃学从商。他倔犟地拒绝父亲安排，于1927年回到南昌心远中学学习。第二年转赴南京，考入南京私立金陵中学高中，靠自己打零工的收入和未婚妻艾家的一点资助维持学业和生活。
1930年，单人骅考入南京金陵大学农学院森林系，次年转入南京中央大学理学院生物系。1934年毕业，被分配到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在著名植物学家裴鉴指导下从事植物标本整理工作，开始步入植物分类学研究领域。同年，与妻子艾杏轩成婚。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动植物研究所被迫南迁。此时，他已有一个2岁儿子，妻子又快要临产，但他坚决要求承担护运植物标本的任务。同事们劝他：“你还是暂且留下，照顾好妻子和儿子吧。”他说：“保护好植物标本，本是我的职责，我怎能弃之不顾？无论如何，我也要把植物标本安全运达。”他告别含泪的妻子，护运3卡车珍贵植物标本和图书，冒着日机轰炸危险，跋山涉水，辗转长沙、南岳、桂林、贵阳等地，经年有余，终于将标本安全运抵重庆北碚。途中滞留期间，他还抓时抢刻上山采集标本，坚持研究工作。到重庆不久，妻子亦带着大儿子和襁褓中的二儿子来到重庆与他团聚。
1944年，动植物研究所分成动物研究所和植物研究所，他被提任植物研究所副研究员。次年10月，经王家楫、罗宗洛2位所长推荐，他被派往美国留学。在美3年半，先后获得加利福尼亚大学植物学硕士、博士学位，并被吸收为美国西部植物学会和加州植物学会会员。
1949年5月，新中国成立前夕，他毅然决定返回祖国。他不但谢绝美国朋友的劝说和挽留，而且为躲过国民党特务监视，放弃到学校拿学位证书和上银行取存款，一个人悄悄赶上美国开往上海的最后一班轮船，在一个深夜回到朝思暮想的祖国怀抱。回国后，他全心全意投入科学事业，与裴鉴、周太炎等植物学家一起创建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华东工作站，并被提任植物研究所研究员。为满足国家建设需要，他带领科研人员积极开展植被调查和水土流失调查，经常嘱咐科研人员：“只有努力查清国家的各种资源，才能加速国家的建设。”他身先士卒，不怕艰险，出色完成党和国家交给的任务。1956年受到毛泽东接见。195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4年被任命为江苏省植物研究所副所长。
“文化大革命”中，他被扣上“反动学术权威”帽子受到批斗。有人企图以“造反”为借口，烧毁植物所珍藏的40余万份植物标本。他顾不得自己身陷逆境，带头愤然而起，怒斥道：“你们要烧标本就先烧我吧，不然就休想把标本烧掉！”终于团结全所同志保住了标本。
“文化大革命”结束，他恢复工作。1978年，他出席全国科学大会，从北京回来，他把全国科学大会纪念章送给所里每位同志一枚，逢人就激动地说：“春天来了，春天来了，我们的国家一定会生机勃勃！”同年始，年届古稀的他先后担任江苏省植物研究所所长，中国植物学会常务理事，江苏省植物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植物志》及《植物分类学报》编辑委员，江苏省科学技术协会常务委员，以及江苏省第五届人大常务委员和第六届人大代表。为了在有生之年多作贡献，他经常带病工作。1983年底，他退居二线，但仍一直关心科研工作，直接写信给省委领导，建议盖标本大楼，主动参与所里每年科研计划的制定。只要身体稍好，他就坚持上班，直至病重住院为止。
单人骅从事植物分类学50余年，是中国伞形科植物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在美国留学期间，就领先开展伞形科植物细胞学研究，发表论文数十篇，与北美的康斯坦斯(L.constans)教授一道被誉为世界上最有名的伞形植物学家。归国后，他主持编写的《中国植物志》第55卷《伞形科植物》，共3册计95篇、560余种植物，其中由他发现的新属3个，新种70个，新变种20个，为中国植物分类学作出重大贡献，获江苏省科学大会奖。志书一、二分册刚一发行，立即在国际上引起很大反响。英国、瑞典等国还寄来他们保存的中国伞形科植物标本请他鉴定。他还出版、发表《华东水生维管束植物》、《江苏省南部种子植物手册》等专著以及大量学术论文，为发展中国植物分类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他治学严谨，重视理论联系实际，重视科研与国家建设需要相结合。改革开放后，他在所里首先提出植物学研究要面向经济建设，要进行改善生态环境的研究，要为建立乔、灌、草相结合的人工植被提供科学支持。他一直关心江西南方红壤土丘陵区的生态环境改善问题，特别关注那些有药用价值的植物研究，许多研究成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等医药典籍所采用。
他重视科研人才的培养与造就，规定跟着他学习的大学毕业生，每周要将学习笔记交他审阅，经常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教诲研究生和中青年科研人员要有自强和创新精神，要在科研上作出成绩。他把自己几十年收集的20多箱资料、卡片，毫无保留地供学生和中青年科技人员使用；即使躺在病床上，也用颤抖的手为他们的论文进行一字一句的修改。几十年来，他培养的科研人才遍布全国，形成一支研究伞形科植物的主力军。
他生活简朴，廉洁自律。在条件艰苦的20世纪60年代，他对办公室配备的电扇也尽量少用，说：“公家的电是用于工作的，不是用于享受的。”给同事们写的论文稿提意见时，他常常写在旧台历纸上。在任所长和其他领导职务期间，他从不随便要汽车接送，即使汽车去接，也总是早早站在路边等候。有时上午到省人大或省科委开会，他的午饭盒必是让人带到所里，开完会直接来到办公室，吃了饭便开始下午的工作。在野外搞调查或采集标本，他与年轻同志打成一片，同吃同住。他对待子女，更是严格要求。在他督导之下，大儿子选择采矿专业，二儿子选择农学专业，三儿子选择地质专业，全都是国家急需的专业，又是比较艰苦的专业。大学毕业后，3个儿子又全部分配到边疆和外地基层单位工作，没有一个留在城市。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期间，他动员唯一留在身边的第四个儿子到苏北农村插队落户。4个儿子都是各自单位的业务骨干。
1986年12月31日，单人骅走完他的人生旅程，在南京逝世。临终前他把4个儿子叫到跟前，说：“爸爸这一辈子，空身而来，空身而去，没有什么留给你们……爸爸死后，丧事也要从简。”按照他的遗愿，骨灰洒在南京紫金山下的植物园内。
